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多语言内容需独立创作，不可简单翻译：打造国际化品牌的关键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多语言内容需独立创作，不可简单翻译：打造国际化品牌的关键以及多语言内容需独立创作，不可简单翻译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军国际市场，拓展海外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多语言内容创作显得尤为重要。许多企业在进行多语言内容创作时，往往陷入了“简单翻译”的误区。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为什么多语言内容需独立创作，不可简单翻译，并探讨其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性。

一、简单翻译的弊端

1. 文化差异：不同语言背后蕴含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简单翻译往往无法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例如，中文中的“龙”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邪恶，而在东方文化中则是吉祥的象征。如果直接翻译成英文，可能会造成误解。

2. 语言习惯：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法结构。简单翻译容易导致句子不通顺、表达生硬，影响阅读体验。

3. 语义偏差：有些词汇在不同语言中存在多个对应词，简单翻译可能导致语义偏差，影响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4. 品牌形象受损：简单翻译可能会将企业原有的品牌形象扭曲，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二、多语言内容独立创作的优势

1. 文化契合度：独立创作可以充分考虑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确保内容与目标市场的高度契合。

2. 语言地道：独立创作能够根据目标语言的语法、表达习惯，使内容更加地道、自然。

3. 语义准确：独立创作可以避免简单翻译中的语义偏差，确保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4. 品牌形象维护：独立创作有助于维护企业原有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多语言内容独立创作的具体措施

1. 组建专业团队：企业应组建一支具备多语言能力、了解目标市场文化的专业团队，负责多语言内容创作。

2. 深入研究目标市场：充分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消费习惯、价值观等，为独立创作提供依据。

3. 注重原创性：鼓励创作团队发挥创意，独立构思内容，避免直接复制粘贴。

4. 反复打磨：对多语言内容进行多次修改、润色，确保其质量。

四、案例分析

以下是一个多语言内容独立创作的案例分析：

案例背景：某国内知名化妆品品牌进军欧洲市场，需要将产品介绍、广告语等多语言内容进行翻译。

独立创作过程：

1. 组建专业团队：团队由具备多语言能力、了解欧洲文化的翻译人员组成。

2. 深入研究目标市场：团队通过市场调研，了解欧洲消费者的喜好、审美观念等。

3. 独立创作：在确保内容符合欧洲文化的团队发挥创意，独立构思广告语、产品介绍等。

4. 反复打磨：对多语言内容进行多次修改、润色，确保其质量。

案例结果：该品牌的多语言内容在欧洲市场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品牌形象得到提升，销售额稳步增长。

多语言内容需独立创作，不可简单翻译。这对于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应重视多语言内容创作，组建专业团队，深入研究目标市场，注重原创性，确保内容质量，从而在国际化竞争中脱颖而出。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虽然失之零散却十分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他早在1934年就明确使用过“翻译学”和“艺术化的翻译”（translation as an art）〔1:111〕两个术语；《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钟书的翻译观；另有大量见地独到的有关翻译的片断论述，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钟书对翻译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门问题，从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的性质、方法、规则到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功用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

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化境”说抽象、玄妙、可操作性不强，对其称引颇多，全面系统的论述和阐发甚少。本文拟对钱钟书翻译实践的不同层面进行梳理，以期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通和文化转型提供有借鉴价值的思路。

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

翻检钱钟书的翻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典雅的文言行文。同一种语言也有雅、俗之分，正、奇之判，骈、散之别，文、白之辨。刘勰指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就是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的正奇、雅俗。钱钟书在《与张君晓峰书》〔2：410〕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两者各自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可以互相补充。用中国古代语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早在1935年，钱钟书为温源宁一本英语文集作书评，将书名Imperfect Understanding译作《不够知己》，深得“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赏识，誉之为“雅切”〔3：1〕。钱钟书在书评中将《中国评论周报》的一个栏目“Intimate Portraits”译作“亲切写真”，把温源宁描写吴宓的一句话“Like nothing on earth: once seen, never forgotten.”译作：“入得《无双谱》的；见过一次，永远忘不了”〔4〕，真乃神来之笔。

选用雅言还是俗语、文言抑或白话，除了学科、文体的客观要求外，还取决于作者的偏好，然而“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5：107〕。正是基于这一公允的认识，钱钟书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与学术著述中，除了用外语写作一些论文外，一直都用典雅纯正的文言与清晰明澈的白话两种语体齐头并进。《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的撰写主要运用典雅文言，相应地，涉及西方文献，一律用典雅文言译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许多人对钱钟书《管锥编》的写作与翻译使用文言不明就里，甚至口出怨言。钱钟书在1934年就曾指出：“一切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传达，而语言文字往往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因此，不同的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6:331〕本文认为：从目的看，学术著述既不同于普及读物，与小说等文学创作也大相径庭；从对象看，“作者选择了什么读者，什么层次的读者，他的语言便随之而变化。”〔7:239〕从内容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典籍，用文言行文，直接深入到古人的语言天地里去，省却古汉语今译的麻烦，况且许多篇章谈论字的构造本身，繁体字写作简体、文言转换为白话后这种讨论将无法进行。因此以诗话方式衡文谈艺，探讨古代文化典籍，以典雅文言行文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另一方面，穿插其间的外语引文以古典作品或理论为主，用文言翻译，既符合原作原貌，又与上下文的汉语行文一致，更是无可厚非。如：

The man must be designing and cunning, wily and deceitful, a thief and a robber, overreaching the enemy at every point.

必多谋善诈，兼黠贼与剧盗之能〔8:188〕。

Even as I bear sorrow in my heart, but my belly ever bids me eat and drink, and brings forgetfulness of all that I have suffered.

吾虽忧伤，然思晚食。吾心悲戚，而吾腹命吾饮食，亦可稍忘苦痛〔8:239〕。

All women are the same when the lights are out.

灭烛无见，何别媸妍〔8:570〕。

以上第一句是苏格拉底弟子撰野史，记皇子问克敌之道，他的父亲教诲他的话，言者的慧黠跃然纸上；第二句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话，虽心有悲伤但不废饮食，显示出言者的洒脱；第三句是古希腊俗语，俚俗但又无伤大雅。文言译文读来亲切不隔，相反，若硬用白话迻译，令古人操今语，则有不伦不类之憾。

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也不是一味追求典雅，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如风格以出”的追求：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目的正，则手段之邪者亦正〔8:1541〕。

“Every little helps,” as the old lady said, 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

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8:1257〕

上引第一句是耶稣会标举的基督教教义，言简而意丰，意思约略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最终有评判权的还是结果。但其寓意又明显不同于汉语中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与西方“历史是统治者书写的历史”一说亦判然有别。其本意是鼓励人们为达致正义目的，不妨采取非常手段。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字面上中性的“end”和“means”分别加上“正”与“邪”两个限定成分，不折不扣地表达出原文的内涵和意蕴。而第二句则是英语俚语，译文酷肖老妪的自谑、自嘲的口吻，幽默诙谐之态毕现。

《管锥编》产生年代的严酷政治风气及作者的高龄都不允许像一般论文写作那样铺展详论。钱钟书自己也承认：“《管锥编》……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9：191〕钱钟书在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坚持在思想层面关怀学术与科研，体现了一种恢宏的悲悯情怀。其开创性贡献之一体现在《管锥编》，它激起学界的浓厚兴趣，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制和发展进程。

凭借传统的典雅文言，钱钟书将大批深负卓识的西学理论要义翻译过来，与中国传统文论互相阐发。他的做法得以直接深入到与西方当下对话的内核，证明西方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新锐创见”，用中国的文言也完全可以明确清楚地表述。最重要的是，钱钟书从实践层面对后现代学派解构一切的方法论进行了反拨。他吸收、借鉴了解构主义的批判性，打破了原来结构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同时又有效地避免了解构主义建构性缺失的不足，破中有立。

信美兼具的翻译效果

钱钟书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8:1101〕

按照钱钟书的理解，“信”、“达”、“雅”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可分割，其中“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它包含“达”与“雅”。钱钟书在《论不隔》中指出：“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好的文艺作品，按照‘不隔’说，我们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着一样。”〔1：113〕“雅”并不是润饰美化。被钱钟书称道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8:1262〕的《摩诃钵罗密经钞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五失本”、“三不易”：人们不通异域之言而需要译者传达，翻译面临时代差异、古俗适应今时等困难，但不能为迁就或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完全抛弃原文的语言习惯，对译文进行文饰、删削。笼统地说“文胜质”或“质胜文”都是欠妥切的，因为要充分考虑原文的特征。

尽管此前有人不止一次地标举信、达、雅，但钱钟书第一次辩证地阐述了三者间的关系，并且在翻译实践中达到了信息与美学并重的效果。钱钟书继承并发展了我国传统译论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这一优点，提出“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8:1263〕的标准，意即对等或效果基本一致的原则。钱钟书凭借惊人的语言才华，将看似不可能直译的地方创造出汉语中相等的表现来：

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the war!/ five six seven eight,/ we don’t want the state!

一二三四，战争停止！五六七八，政府倒塌〔8:64〕！

Tomorrow come never.

明日遥无日〔8:901〕。

Two distincts, division none.

可判可别，难解难分〔8:444〕。

The smyler with the knyf under the cloke.

面上笑，衣下刀〔8:700〕。

钱钟书的创造性才能更多地体现在普通用语的创新性使用上，有时甚至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他认为：“词头、套语或故典，无论它们本身是如何陈腐丑恶，在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的性质跟一切譬喻和象征相同，都是根据着类比推理（analogy）来的，尤其是故典，所谓‘古事比’”。〔8:1082〕钱钟书化用现成的汉语成语或熟语，诸如“唯唯诺诺汉”（yes-man）、“颔颐点头人”（nod-guy）、“无知即是福”(ignorance is bliss.）〔8:498〕等，准确贴切、生动传神。

一些照字面生硬翻译会引起歧义的句子，钱钟书也一样处理得游刃有余：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先王千古，新王万寿〔8:792〕。

Next dreadful thing to battle lost is battle won.

战败最惨，而战胜仅次之〔8:897〕。

Get a livelihood, and then practice virtue.

先谋生而后修身〔8:899〕。

以第一句为例，原文并没有区分两个King，倘若照字面直译，前面刚说完死，紧接着又高呼万寿无疆，令人费解；译文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先王与新王将两个King区别开来，是真正意义上的“信”。

钱钟书提倡以诗译诗，“以韵语译韵语”。译诗历来被看作是困难的，正如钱钟书指出的，“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10:421〕因为诗作兼有音韵、形式、内容与意境之美，过度关注意义的传递，而忽略了形式，则译作仅仅变成或优美或晦涩的散文，不复成其为诗。钱钟书高举“以诗译诗”的大旗，并在翻译实践中身体力行：

Men are good in one way, but bad in many.

人之善同出一辙，人之恶殊途多方〔8:246〕。

Heard melodies are sweet, but those unheard/ Are sweeter.

可闻曲自佳，无闻曲逾妙〔8:450〕。

钱钟书坚持席勒提倡的“内容尽化为形式”〔8:1312〕。既注重诗的语言形式的具体性，认为语言皆有声有义，同时也承认诗的思想感情方面存在言外之意，并将二者纳入一个对立统一体。如他将“One white-empurpled shower of mingled blossoms”译作“紫雨缤纷落白花”〔11:41〕，格律谐协，意境优美，处理精当。他还将17世纪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的一句诗“Then peep for babies, a new Puppet play,/ And riddle what their prattling Eyes would say.”译作：“诸女郎美目呢喃，作谜语待人猜度”，并称许这两句诗堪与洪亮吉“与我周旋，莫斗眉梢眼角禅”相媲美〔8:1222〕。

钱钟书所译《名利场》结尾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形式与神韵：

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 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 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 dead, 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

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祁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8:69〕。

这种分镜头手法在影视作品中习见不鲜，通常称作“蒙太奇”技巧，据说是受中国六书中的“会意”启发而发明的〔12:24〕，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一般不会把这样两个场景捉置一处，通常的做法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而述之，表达与理解起来清则清矣，却达不到两幅图景对比冲突的效果，钱钟书的翻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钱钟书多次以自己擅长的比喻来说明翻译过程中求“尽信”的困难和不足取。因为“在腊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容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dialectic）。”〔13:125〕比如：

A pin has a head, but no hair;/ A clock has a face, but no mouth there;/ Needles have eyes, but they cannot see.

针有头而无发，钟有面而无口，引线有眼儿不能视〔8:41〕。

A watch has hands, but no thumb or finger;/A saw has teeth, but it does not eat.

表有手而无指，锯有齿不能吃〔8:155〕。

将翻译与比喻捉置并处，是大智慧的表现。因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这与翻译的处境何其相似！“凡喻必以非类”，以言翻译，完全的“信”是不可能达到的。解决的途径是超越比喻，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手段，辩证地对待各种方法、手段的使用。“以彼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8:41〕

因难见巧，臻于化境

《管锥编》中有一段翻译，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一位盲人与一位腿脚不利落的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8:549〕。

译文形式整齐，格律铿锵，琅琅上口，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基本没有增减，与读原文获得的感受没有什么差异，可谓翻译得非常巧妙。在另一场合，钱钟书又提及蹩、盲二人的两句经典对白，十分富有机趣。两人都对自己的生理缺陷非常敏感，因而对话暗藏机锋：“盲问蹩：‘您行吗？’蹩答盲：‘您瞧呢！’”相信许多人读后会心一笑，称道盲、蹩二人的机敏，同时更折服于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殊不知，这是钱钟书译自18世纪德国文家的谑语。该译例是钱钟书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翻译“化境”的一个具体体现。

按照钱钟书的“化境”说，理想的翻译应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容准确，尽量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第二，易于理解，其实质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力，确保译文自然、易懂；第三，形式恰当，既要紧密依托原文，又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规范，避免生搬硬造。简单地说，即要求忠实地传达信息，完整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语言顺畅自然，读者反应类似。

翻译有一定的限度，即所谓“可译性限度”。翻译过程中译者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形式结构障碍（formal-structural obstruction）、惯用法障碍（usage obstruction）、表达法障碍（presentation obstruction）和文化障碍（cultural obstruction）。正是可译性限度和翻译实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各种障碍给译者留出了更大的发挥、创造的余地。

形式结构障碍是翻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任何一个译者将西方语言译成汉语时，都会遇到许多基于语言习惯差异而出现的难题。比如在将欧洲语言的主从结构译成中文的并列结构时，如何处理由关系代词引导的从属句，就是一个典型困扰。钱钟书在处理这类句式时，大多将它们转换成汉语中习见的两个分句，或并列、或因果、或条件，避免用复杂的长句或复合句，关系代词往往没有形式上的体现，却丝毫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如：

A friend in power is a friend lost.

朋友得势位，则吾失朋友〔8:986〕。

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

己不能，方教人〔8:1109〕。

It’s a wise child that knows its own father.

儿必奇慧，方知父谁〔8:551〕。

惯用法障碍突出体现在格言、谚语与成语等惯用语的翻译方面。格言、谚语和成语都是语言历时形成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约定俗成并见于典籍才流传、确定下来。它们以简洁易记的形式揭示了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反映出的不仅有独特的品质，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同时它们又言简意丰，是语言惯例规范体现得最充分的例证，背后往往有一个故事表明其来龙去脉，并与特定的社会语境紧密相联，最能代表一种语言的风格和意蕴。

格言、谚语用语诙谐形象，对比新颖，并且悦耳、直接，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趣味性。结构上的稳定性、语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以及暗含的情态表达力是其共同特点，翻译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过于拘泥于字面意思的“信”，则难“达”深层意蕴，而恰恰后者才是其鲜活生命力所自。钱钟书在翻译时，以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以尺幅万里的浓缩，尽传格言、谚语和成语之妙；有时甚至直接套用中国固有的表达方式，看似信手拈来，却准确传神：

If you run after two hares, you will catch either.

脚踏两只船。

After rain comes sunshine.

苦尽甘来。

A good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表达法障碍有多种表现。钱钟书归纳了如下几种说法：

Hymn before Sunrise.

For ever shattered and the same for ever.

The stationary blasts of waterfalls.

Ode to Liberty.

Immovabley unquiet.

将它们提炼成“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8:7-9〕，应该说不同语言中形式各异的格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当。

表达法障碍还表现在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缺乏对应词。钱钟书有时将一些西方习见的表达法换成中国耳熟能详的说法，效果不言而喻。如：

He〔Zeus〕 is humbling the proud and exalting the humble.

神功天运乃抑高明使之卑，举卑下使之高〔8:53〕。

将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万神之王宙斯译成“神功天运”，跨越了习惯表达的障碍。另一场合，钱钟书将哈姆雷特责备未婚妻的话译作“女子化妆打扮，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14:41〕，此处避免提及God，于整句意思并没有丝毫减损，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如在读者眼前，翻译自然起到与阅读原文同样的功效。

文化障碍指的是“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气力加以解释”〔15:34〕。因此，要成功地进行语言转换，不但要掌握语言，而且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这造成翻译当中最大的困难。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涉及生活习俗、政治历史、思维方式等许多内容，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语言又把这些内容表达在文本中，因而对译者的困扰也较多。

结语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翻译对进一步传承世界文明、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民族文化走向开放和世界文化通向多元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钱钟书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以及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具价值的思维形态是开放性和主体性兼备的综合思维。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以全球化视野，采用平视的姿态，既注重对“客体性”的了解，又强调“主体性”的能动发挥，落实到“主体间性”的价值取向，谋求中西文化交汇，进而取得一种视界融合。他把古今中外许多重要的智慧因素捉置并处，在辩证的思维中将历时的发展序列转变为共时性构成。

钱钟书的博学为译文的翔实、准确提供了保障，也为各种学术话题的互动交流搭建了平台。早在1940年代的《谈艺录》中就大量涉及西方神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应该算是现代西方文论在新中国译介开先河的手笔；1970年代的《管锥编》更是大量原文引用现代西学的前沿知识，而其中有许多在新时期纷纷涌入国门，并逐渐为大家所认可。钱钟书的做法无形中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引入，他的尝试与努力事实上成为197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来自中国大陆方面唯一的强劲声音。

钱钟书在对翻译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践操作中，一方面大量吸纳现代西学的成果，通过自己的阐述跻身于中西对话的前沿，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有关论断的桎梏，没有拘泥于西方阐释学理论关于语言即存在、语言即本体之类的玄言思辨，而是深具卓识地将中国传统训诂与阐释学理论相融合，突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文艺美学标准。借助翻译，钱钟书不仅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打通了整个文学领域，探索了中西文学共同的“诗心”和“文心”，而且为影响研究、阐发研究、科际整合、译介研究等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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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篇1

学翻译中意境的传递

关键词：意境传递模糊语言

摘要：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特点，使读者浮想联翩，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意境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意境的核心内容是模糊美，译者需要巧妙运用模糊语言来传递原文的意境。

一、引言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凝结了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和艺术经验。道家的本无之论和佛禅的空观是意境诞生的哲学前提，意境的提出受到了佛、道、禅的影响，美学正是在与宗教、哲学的区别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规定。(刘成纪，2006：87，92)根据《辞海》(1999年版)的解释，意境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中国的古典文论独标境界，以意境之高下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优秀的文学艺术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相交融，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茅盾曾为文学翻译下过一个定义：“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茅盾，1984：10)不少人认为文学翻译是以意境的传达和再现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意境的营造已属不易，而要在翻译中用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所烘托的意境就更是难上加难。“意境由意象群组合而成，它浑融诸意象，而超越于意象之和。”(吴战垒，1991：41)刘禹锡曾说：“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这说明“意境产生于意象又超越于意象，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龚光明，2004：38)。翻译时译者要如何处理这种不可言传性，在译文里再现原文的意境，对自身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其实，意境再现是一种翻译的理想境界，有时很难实现，毕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和思维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不过，译者可通过自身的努力，用另一种语言来传递原作的意境。

二、影响意境传递的主要因素

意境的传递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既然是翻译，就一定会涉及原文和译文、译者和读者。意境属于美学范畴。“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中的审美判断，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毛荣贵，2005：7)意境的再现或传递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达意，还要传情，要引起读者身临其境的审美冲动”(陆洋，2005：50)。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是影响意境传递的主观因素，而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意境传递的客观因素。

1.译者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

译者的审美能力决定了译作的美感层次。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是“由多种心理要素及其功能关系组合而成，这些心理要素通力合作，才能保证译者审美经验(美感)的最终实现”(屠国元、袁圆，2006：25)。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强调了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要求译者以再现原作的艺术美为旨归。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感受美—体验美—理解美—表达美”。译者要再现或传递原文的意境，自己就必须能够感知原文的意境美、体验并理解这种美，然后在译文中再现或传递原文的意境。

“意境的创造要求达到物我水乳交融，即意与境浑，心与物共。”(孙迎春，2002：87)作者是意境的创造者，他的主观心灵与客观事物相融合而产生某种意境。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需要细心品味文中之境，让自己如身临其境般去体验作者的审美情感，之后通过再创造将原文的意境传达给译文的读者。文学作品通常蕴涵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因此译者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人生经历才能比较全面深刻地理解原作的意境，才能将译文读者带到原文的意境美中去。

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郭沫若，1984：22)翻译的创造性性质属于二度创造，也就是再创造。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作者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原作的精神，然后用适当的语言在译文里再现或传达原作的内容、风格和意境等。文学再创造不是词对词、句对句的转换，译者为了再现或传递原作的意境，不应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框架。“译者的创造不是指语义内容层面上的变化，而是指艺术心理的发挥。”(姜秋霞，2000：260)译者首先要感知原作的意境，再通过审美心理要素的作用，使心物交融，获取审美意象，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造象外之意的意境。

2.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

翻译需要进行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认识差异并寻求穿越差异的方法。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两者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这就注定它们之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等。比如中英文诗歌的互译就常常遇到难题，因为汉语的平仄和英语的十二音节诗句的韵律效果是不同的。汉语是一种意境语言，“只要排列出奇，组合得当，三言两语就能出景、出情，情景交融”(毛荣贵，2005：220)。而英语则注重逻辑分析，少了“虚”和“意”，更多的是“实”和“境”。例如：余冬日往视，但见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此汉语句子里有“意”——衰、寒、茫茫，有“境”——冬日、柳、烟、水，可以说是情景交融，让人充满联想和感触。试比较林语堂的英译：I went there, however, on a winter day and saw only a stretch of cold water against some sparse willow trees and a frosty sky.虽说林译切合原文，也传达了原文的情与景，但由于英语没有汉语那么多产生朦胧美的词，使得译者无法完全再现和传递中文原句特有的意境。

文学翻译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当两种语言发生碰撞时，它们是在两种文化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表达特色，所以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于与另一种文化相互作用的环境中。(王宁，2006：46，48)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常常具有一词多义、象征性、审美意象和隐喻等特征，字里行间别有一番韵味和意境。要体会和理解其中的深意，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中国文化修养和文学功底，因此，译者要向另一种文化背景的读者传递原文的意境的确是不易。“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不同的文化中很难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廖七一，2002：276)例如，唐朝诗人孟郊的《古离别》：“欲去牵郎衣，郎今去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许渊冲的英译是：I hold your robe lest you should go/Where are you going, dear, today?/ Your late return brings me less woe/ Than your heart b Eing stolen away.文中的临邛不仅指地名，更是一种文化意象，出自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莫向临邛去”意思是不要效仿司马相如另寻新欢。由于临邛所承载的文化意象对英译本读者来说比较陌生，无法用简练的诗歌语言翻译出来，所以许渊冲不得不进行再创造，把原文隐含的意境直接用英语表达出来。

三、模糊语言与意境的传递

语言模糊性是语言自身的特点之一，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语言文字构成文学作品，作家用语言文字来传达文学形象。“文学审美中的非物质形态即意象、情感、意境、风格等这些非表象要素代表文学作品的气质，虽然可感，但又因难以捉摸、不可计量而模糊。”(毛荣贵，2005：230)文学语言的模糊化是作家对语言做艺术处理的结果。美学意义上的所谓“模糊语言”，是指语词具有朦胧而又广远的语义外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穷自己所欲言，不“嚼饭与人”，不无视或低估受众的能动;而是让读者独立思考，让读者驰骋想象，让读者享受咀嚼。(毛荣贵、范武邱，2005：11)模糊语言调动了审美主体，扩大了审美客体，从而扩大艺术空间，增加阅读美感。意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模糊美，或者说含蓄美、朦胧美。

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它的产生和流传是中国影响外国，有着中国的特色。汉民族善于由具体到抽象的联想综合，在文字表达中强调整体的表达，主张藏而不露，欣赏似是而非、只可意会的意境。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应，是一种意境性语言，讲究意合意会，不注重分析和逻辑;而英语则讲逻辑、重分析、求形合，欣赏客观描述，漠视整体感应。汉英翻译的憾事之一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由此可见，在文学翻译中要完全再现原文的意境是多么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力求传达或传递原文的意境。

四、结语

中国传统美学崇尚意境美，追求实境与虚境的和谐统一。作者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手法，将读者引入一个充满想象的艺术境界。意境的基本特点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具有较强的审美冲击力，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意境产生于意象又超越于意象，具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性，文学翻译中意境的传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再现原文的意境十分困难。为了更好地向译文读者传递原文的意境，译者必须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文学再创造能力，把握两种语言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巧妙运用模糊语言来传递意境，体现出意境的核心内容——模糊美，即含蓄美、朦胧美。

参考文献：

[1]龚光明.翻译思维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2]郭沫若.论文学翻译工作[A].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姜秋霞.佳境生象外——文学翻译的美学随想[A].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刘成纪.重谈中国美学意境之诞生[J].求是学刊，2006：(5).

[6]陆洋.论“美译”——林语堂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5).

2017英语翻译论文范文篇2

论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

摘要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翻译更是如此，与其他文本类型相比较，文学翻译具有其独特的创造性。本文探讨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以及译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时要考虑的四个层面：历史层面、宗教层面、文化层面和语言结构层面。

关键词：文学翻译再创造层面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随着翻译这一门学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也不断深化。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释道安的“五失本”，玄奖的“喻俗”，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镜”，再到我们现在通用的“忠实、通顺”等等，都对翻译作过精辟的论述。但文学翻译却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翻译，具有其独特性。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艺术，要求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用另外一种语言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会受制于诸如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使得翻译活动与前人所提出的“忠实”背道而驰。“忠实”的翻译原则似乎不能给文学翻译以有效的指导，在文学翻译中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如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去理解与再现他国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文学翻译面临的挑战。

一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

译者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媒人”，原文经过译者的加工而转换成译文。从翻译活动的开始到翻译活动的结束，原文是译文的出发点，离开了原文，翻译便无从谈起;而译文却是原文的归宿，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把原文转换成译语读者能读懂的信息。当一种语言环境下产生的作品被移植到另一语言环境中时，译者要让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产生与原文最为相似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视“创造”。在过去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就往往会被指责为误译、滥译、胡译。这实际上是曲解了创造性的真正含义，错误地把创造性当作了任意性，不能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度”。

“过度”的创造确实会歪曲原作的内容，破坏原作的意境，但是“适度”的创造在表达原作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好的文学作品的翻译离不开译者的再创造，忠实只是再创造的基础，但忠实的译文并不等于好的译文，太过“忠实”的译文不能满足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这好比是给译者套上了沉重的枷锁，禁锢了译者的思想，忽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难译和不可译的地方，只能采取“死译”，因而与翻译的初衷背道而驰。再者，文学翻译除了要传递原文的意义外，还要涉及到复杂的审美活动。文学作品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情与景交融的产物，译者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价值评判标准、文化修养、生活阅历及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再创造”这种主观的能动参与是无法避免的。

茅盾先生说过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对原文进行再创造，才有可能译出好的译文。当有人把“The man is the blacksheep of family.”译成“那人是家里的黑羊”时，确实让人啼笑皆非了一把。这就是典型的“忠实”的翻译。译文确实以最大程度呈现出了原文的字面意思，但是译得很失败。译者完全陷入了所谓的“忠实”翻译，译得一字不差，但却译得不知所云。如果对原文进行创造性翻译，考虑到喻体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将blacksheep译成“害群之马”，问题便迎刃而解。还有些译文不是对与错的关系，而是合适与不合适的关系了。

培根在《论读书》中的第一句话可谓是众所周知了，“Sd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 and,for ability”。如果根椐字面意思译为“读书可以让人们感觉很愉快，可以增添光彩也能增长才干”，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原文的美感全无，原文的排比结构也无从体现。故王佐良先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了再创造，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成为了精典译作。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确实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艺术性地进行再创造。

二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层面

1历史层面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经历过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而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历史的差异造成了语言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顾及到不同文化在历史中的积淀、思维方式及表达情感的方式等不同民族的习惯。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里面有一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尧舜。”有人译为：

“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ix hundred million we shall all be Yao Shun.”

这是不合适的译文，汉语诗句中的意思不难理解，“神州”指的就是中国，“舜尧”则是中国古代两位最英明的帝王，这里引申为圣贤之人，这是译入语读者不知晓的信息，显然不能直接音译。只能进行再创造：

“Spring winds move willow wands,in tens of million:Six hundred million we shall all be Sage-Kings.”

这样一来，译文中的“Sage-Kings(贤明之主)”更忠实于原文。《红楼梦》第三回有一段文字用来描写林黛玉的“稀世”之美：

“两弯似蹙非蹙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克斯(David Hawks)译为：

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David Hawks,1973)

国外的读者理解不了上面的表达，因为比干、西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前者代表着智慧和忠诚，后者代表着绝世的美艳。此处如果不采取加注的方式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译文的失败在所难免。

2宗教层面

宗教在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所形成的文化。中国的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心中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人心目中，耶稣的位置不可替代，____贯穿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特征之一。由此演变出很多与宗教相关的词汇，它们承载着特殊的涵义。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词语的长期使用，其含义已远远地超出了原来宗教词语的含义，随着词语使用环境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如果不进行再创造，往往不能传达这些词的全部含义，造成文本的信息丢失。在《红楼梦》的第六回，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将这句话译为“Man proposes,God disposes”。他用英语谚语来对译汉语成语，似乎是神形兼备。“天”译为God”。而“God”的意思是____中的上帝，原句中的“天”却是一个道教概念。这使得东方道教和西方基督____的文化差异和宗教渊源无从体现。西方读者会以为《红楼梦》里的人物信奉着基督____样作品的原汁原味就丧失了。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将这句话译为：“Man proposes，Heaven dosposes.”他将“天”直译为“Heaven”，保存了原文中的道教色彩，使原作的文化特色得以再现。

3文化层面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特征又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在翻译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来排除文化差异，以达到文化再现的目的。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致使相同的表达在不同语言文化中所传递的内涵也大不一样。英汉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受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的影响，不同的国家赋予词汇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在翻译时若一味“对号人座”、望文生义，不仅令人费解，而且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真正的涵义，因此只能采用意译法恰当地进行翻译，以再现原文的神韵和意境。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Bush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如果把它译成“布什不吃鱼还玩游戏”则让人莫名其妙。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教徒们为了表示绝对的忠诚，反对罗马天主教在星期五只吃鱼的习俗，所以有了“不吃鱼”这个说法，此处我们把“不吃鱼”创造性地译为“忠诚”;而“play the game”义同“play fair”，大体上是指公平地比赛，根据具体的语境在此处译为为人正直。所以上面的句子若能译为“布什既忠诚又正直”则更为达意。此外，中西文化中的“龙”也是很好的例证。在中国文化中，“龙”象征“权力、地位”，古代的皇帝都坐喜欢坐在龙椅上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邪恶的象征，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喷火的动物。因此，在翻译时就要准确地把握该词所在的语境。

4语言结构层面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英语隶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则是汉藏语系;英语采用26个字母为其语言的表达符号，而汉语则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传情达意;汉语是螺旋式思维，而英语是直线式思维;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得斟词酌句、深思熟虑。如果把“The coat is nice and cheap”译为“这件外套漂亮和便宜”就失去汉语的意味了，因为原句中“nice”和“cheap”的搭配可谓是相得益彰，符合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们的审美观，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忽略了汉语语言的特点，失去了原文的“美”，若能此处译为“这件外套物美价廉”，则带给中国读者完全不同的感觉。译文充分考虑到了汉语语言结构特点，采用四个字的成语表达，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最自然最贴切地再现了原文。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有些时候还要转换词语的词性，译文若采取与原文同样的词性，可能会造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是译文晦涩难懂的局面。如：“Independent observers have commented favourably on the achievements you have made in this direction.”翻译成了“有独立见解的观察家们对你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译文把句中的动词“commented”译为了名词“评价”，而原句中修饰动词的副词“favourably”也相应地转译成汉语的形容词。

三结语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创造是表现这门艺术的唯一途径。翻译比写作更难，这是因为作家可根据自己的经验随意进行发挥、自由创作，而译者的翻译受原作内容与艺术意境的制约，可供译者驰骋的空间只有方寸之地。即使对那些“文化空白性”事物的翻译也不是任意的，既要使原文的艺术意境能顺利地“化出”，又要能为本族语的读者所接受，除了进行恰当的“创造”与“叛逆”，译者恐怕也别无他法。所谓百分之百的忠实只能是一种错觉。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借助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经验水平，在“忠实”和“再创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

[2]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4]谭晓鸣：《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障碍》，《科技信息》，2008年第28期。

[5]黄顺红：《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信息求真》，《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孟健、王春：《比较之中出鉴别――文学翻译中风格的传达》，《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浅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译者;表现形式

[Abstract] any translation, its essence is to pass information expressed in a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go. And as a reader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contact with other major media translation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he language it uses is an art language, it must be able to let readers and original artistic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reading the translation. Therefor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not a simple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 creative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creative betrayal", and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manifestatio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eative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 Manifestations; creativity;; translator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是认识和创作的一种形式，它不仅有助于读者接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让读者去接近原作中反映的艺术现实，前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吉维加切奇拉泽说：“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或者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译者的思想无限地接近其反映的对象――原作。译者必须把原作‘再现’为一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再创造一个与原作类似的完整的艺术作品。”Octavio Paz在其Translation：Literature and Letters一文中指出：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are twin processes.法国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Michael Riffaterre也曾提出：Literary translation must also reproduce those features ofthe original text lhat are the traces left by its production.两处引言很明确地指出了翻译与创造，再现的关系――作为文化交流纽带的译者必须为翻译艺术的创造性原则而斗争，必然得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处理，改变原作的面貌并使之服从自己的目的。

一、概念的提出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创造性叛逆”最初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教授亦在其《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作为人类一个文化，文学翻译是一种颇为微妙的矛盾现象。作为文学，它理应把一件非本族语的文学作品变成一件地道的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而作为翻译，它又应该把一件外族的文学作品传达过来。因此，文学翻译的目的是要“用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觉”。诚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翻译也是创作，是译者创造性地艺术再现原作风貌的过程，而创造性叛逆则是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

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列宁提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译者需要钻进原作的外壳和灵魂，但不可能把原作者的意图完整无误地复制下来，因为每个译者都是从自身的偏见出发理解接受作品的。译者所处的历史现实，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译者受其影响形成的个人审美情趣，创作个性，创作手法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双重制约决定了译者主观性不可避免。

译者作为原作的第一读者，“前理解”的存在构成译者在翻译时的取舍。哲学解释学对“前理解”的解释是：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已有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所谓成见或偏见就是在理解过程中无法从客观立场对作品做出客观的理解，这就必然产生偏见。而前理解构成译者理解文本的基础，决定了译者特殊的视角。另一方面，译者在履行了其作为原作接受者身份，读透原作的深层含义之后，就转换了身份成为译本的创造者。当然，译者的这两重身份是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的。一定的社会生活印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观地存在于原作中的，这种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自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与原作相比不光是其再创作所用的语言不同，另外还具有了译者本人独特的创作个性。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把原文作者从高不可及的圣坛上驱逐了下来，并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巴特在阐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分析文本的意义时，明确宣称“作者死了”，在他看来，一部作品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文本是否具有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读者，他强调意义是读者与文本接触时的产物。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从而获得了解放，不再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原文作者，他们可以赋予原作一个新的生命，是译本的创造者。

三、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根据谢天振教授的观点，创造性叛逆表现形式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鉴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文学翻译自身特点，下面将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分为以下四点：个性化翻译，有意误译，节译，改编。

(一)个性化翻译

由于译者风格的不同，同一著作的译本，经不同译者译出，其风格也必定不同。不难理解，不同的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总是会或多或少地给译作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历代翻译家在翻译苏格兰诗人彭斯的A Red，Red Rose时就表现出各自鲜明的风格。下面节选第一小节的译本简要加以分析。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郭沫若采用七言古体诗的形式，运用了归化法和改创法，用与原文相近的古语，在形式上与原文一一对应，体现了译者一贯的“尽力使译文气韵与原文相符，译文简洁明快，把原始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主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译文因韵害意，风格上也与原文有差异。而王佐良采用翻译新诗的形式，并沿袭自己翻译英诗的一贯风格一――以诗译诗，用简单，明快清理，富有音乐感的语言表达了原诗纯朴真挚的感情。还创造性地使用“迎风”、“合拍又和谐”来翻译原文，使得译文形神具备。因此，比较两种译本不难发现，王佐良的翻译在内容，形式，风格和艺术技巧上都成功再现了原文。这也印证了他所提倡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不难看出，两位翻译家对同一首短诗的翻译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鲜明的个性化翻译也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有意误译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从而造成有意误译。林纾译本突出一个“义”字：“姑娘以义死，为吾家，为吾儿，亦不为草草……”“义”承载的是中国封建“五常”的道德规范，译本中的迦茵成了一个有义德的贤良女性，一个中国传统道德良序的守护者。林纾的有意误译使译本与原文在人文精神方面产生了距离，却有利于推进西洋小说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三)节译

节译，是译者“删繁就简”，在翻译中刻意省略原文的一些词句，以达到更好地表情达意的目的。Joan Haste的译者蟠溪子在译述《迦因小传》过程中，刻意隐去了迦因与亨利相遇登塔取雏的浪漫故事，删去了迦因与亨利未婚先孕的情节，把亨利为了爱情不顾父母之命而与迦因自由恋爱的内容也删而不述。译者之所以会这么做，乃是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中国传统礼教尤其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制约。这种节译顺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满足了当时读者群的期待视界。

(四)改编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主要是指作品文学样式、体裁改变了的翻译。这一点比较典型且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例子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田汉和夏衍就曾分别将其改编成话剧剧本，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作品所面对的'中国读者的认知情况对原作进行了改编，淡化了原作的宗教色彩，凸显了其进步意义。这样的创造性叛逆对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原作精神内涵，对于原作在中国的传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结束语

对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性质的界定并非无限夸大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使创造性叛逆沦为胡译，乱译的避难所。作为译者，必须对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在原语、译语文化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原作的意义在不同语言文化世界得到再创造，实现应有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效益。

扩展：

毕业论文论文选题原则

一、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现实意义

毕业论文的题材十分广泛，社会生活、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成为论文的题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为实践服务。因此科学研究的选题首先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第一，注意选题的实用价值，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

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抑制通货膨胀，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廉政建设等等。

二是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就会遇到诸如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农村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等等。

三是作者本人在工作实践中提出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问题，职业道德教育问题，等等。

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与党和国家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问题。这类问题关系国家发展方向、速度，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因而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吸收外国的经验和技术，引进外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等问题。在当前贯彻十四大和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中，要注意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加强法制建设，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等等。

二是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类问题虽不是全局性的，却是人们关注的、或期待解决、或有疑虑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和解答的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像工资改革、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物价的调整、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建设、社会治安、法制教育等等。还有各行各业的经验总结、改革预测、研究决策等。另外，有些题材看似具体小事，却关系着干家万户，也可作为选题。如城市居民的菜篮子问题，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勤俭持家问题等。

三是虽属具体又未引起社会重视，却代表一定倾向的问题。一种是意义尚未被认识，作者用理论观点分析、预见到它的生命力。如农村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选送农村村级干部上大学，为农村培养致富带头人等；或预测到危害、恶果，及时提出问题，引起社会重视。如农村盖房、修坟挤占破坏耕地，小城镇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基础设施不配套，农户引种、引养外地产品不经市场调查，一哄而上，等等。另一种是群众议论纷纷，反映很大的，要作出理论分析，引导正确对待。如在分配问题上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等等。

第二，要注意选题的理论价值。

我们强调选题的实用价值，并不等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也绝非提倡选题必须有直接的效益作用。作为论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和工作总结、调查报告有着区别。一般说来，它由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构成，文章要以逻辑思维的方式为展开的依据，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严谨的推理过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它着重探讨和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自己对这些规律的了解与认识，给人以认识上的启迪。因此，选择现实性较强的题目，还要考虑其有无理论和认识上的价值，即有无普遍性的意义，能否能进行理论的分析和综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为抽象。有些题目也并不一定直接与现实挂钩或有直接的实际用途，如对历史问题、典籍问题、外国问题的研究等。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些题材能够表示某种趋势，或对现实有借鉴的作用，因而也就具有理论价值，这样的题目当然也是可以选的。我们所要反对的只是那种脱离现实、咬文嚼字、繁琐考证、追求时髦等毫无意义的东西。

二、勤于思索，刻意求新

毕业论文成功与否、质量高低、价值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是否有新意。所谓新意，即论文中表现自己的新看法、新见解、新观点。有了较新颖的观点(即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点上能给人以启迪)，文章就有了灵魂，有了存在的价值。对文章的新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从观点、题目到材料直至论证方法全是新的。这类论文写好了，价值较高，社会影响也大，但写作难度大。选择这一类题目，作者须对某些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且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经验。对于毕业论文来讲，限于条件，选择这类题目要十分慎重。

第二，以新的材料论证旧的课题，从而提出新的或部分新的观点、新的看法。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题材，是前些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已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老题材了。可有的人敏锐地抓住了企业实行股份制后，职工思想出现的波动和变化，收集了大量新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股份制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及方法》一文，读后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以新的角度或新的研究方法重做已有的课题，从而得出全部或部分新观点。如同样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题材，有的学员针对近几年来纺织行业大量使用农民合同工，职工队伍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从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从小生产者向产业工人的转化，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化等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农民合同工的思想特征以及对整个职工队伍思想的影响，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措施，这样的文章同样具有新意。

第四，对已有的观点、材料、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虽然没有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但能够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问题。

以上四个方面并不是对“新意”的全部概括，但只要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以认为文章的选题有了新意。

要发现有新意的题目，首先要善于观察。社会生活就像一个变化无穷的“万花筒”，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事物及其矛盾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着，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面临新旧体制转换、市场经济的发展、党风和社会风气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仅原有的理论要再认识、再发展，而且需要创立许多新的理论。我们要善于观察，勤于思索，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中寻找适合自己撰写的具有新意的毕业论题。其次，要善于积累和分析资料。

歌德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过去已经形成的理论，包括教科书上的一些观点，随着实践的发展，研究的深入，还可以进行再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注意收集资料、积累资料、分析资料。对有关方面的问题要弄清楚别人写过什么东西，有些什么论点，有何争论及分歧的焦点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如何，等等。在深入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收集到的材料作一番加工整理的工作，把别人认识的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在前人和他人认识的基础上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论文。

三、知己知彼，轻易适中

(一)知己知被，量力而行

毕业论文是对学员学习知识相成果的综合性考核，选题的方向、大小、难易都应与自己的知识积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写作经验相适应，要做到“知已知彼”。

所谓“知己”，首先，要充分估计到自已的知识储备情况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靠一次毕业论文的写作就来个突飞猛进。所以选题时要量力而行，客观地分桥和估计自己的能力。如果理论基础比较好，又有较强的分析概括能力，那就可以选择难度大一些、内容复杂一些的题目，对自己定下的标准高一些，这样有利于锻炼自己，增长才干；如果自己觉得综合分析一个大问题比较吃力，那么题目就应定得小一些，便于集中力量抓住重点，把某一问题说深说透。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应当看到，大学生的学识水平是有差距的。有的可能在面上广博些，有的可能在某一方面有较深的钻研，有的可能在这一方面高人一筹，而在另一方面则较为逊色。在选题时，要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学有所得、学有所感的题材。同时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兴趣深厚，研究的欲望就强烈，内在的动力和写作情绪就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所谓“知彼”，一是要考虑到是否有资料或资料来源。资料是论文写作的基础，没有资料或资料不足就写不成论文，即使勉强写出来，也缺乏说服力。资料又可分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是指作者亲自考查获得的，包括各种观察数据、调查所得等。第二手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

文献资料。二是要了解所选课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大致掌握写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避免盲目性和无效劳动。要注意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寻找薄弱环节，即他人研究中存在的疑点、漏洞或不足。有疑点、漏洞的问题，不少是重要的学术论题，以此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修正、补充或丰富已有的结论。只要做到了知己知彼，就能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毕业论文题目。譬如，政治专业中从事党政工作的学员，写“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题目；党史、党建学得好的，写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反腐倡廉和党纪党风等问题，就容易写好。学经济专业的，在经济部门或企业工作，写“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题目，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等，在流通部门工作的写市场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流通体制改革、价格体系、清理三角债等，在外贸系统工作的写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等，也易奏效。在农村工作的，写小城镇建设、土地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加强村级组织建设问题等，也容易写到点子上。

(二)难易适中，大小适度

要选好毕业论文的题目，把握“适中”的原则是很重要的。

首先，题目的难易要适中。选题既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信心，又要做到“量力而行”。许多人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跃跃欲试，想通过论文的写作，将自己几年来的学习所得充分地反映出来，因此着眼于一些学术价值较高、角度较新、内容较奇的题目，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难度过大，超过了自己所能承担的范围，一旦盲目动笔，很可能陷入中途写不下去的被动境地，到头来迫使自己另起炉灶、更换题目，这样不仅造成了时间、精力的浪费，而且也容易使自己失去写作的自信心。反之，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和条件，却将论文题目选得过于容易，这样也不能反映出自己真实的水平，而且也达不到通过撰写毕业论文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目的。

其次，题目的大小要适度。一般来说宜小不宜大，宜窄不宜宽。题目太大把握不住，考虑难以深入细致，容易泛泛而论。因为大题目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不仅要有局部的，还要有全局性的，不仅要有某一方面的，还要有综合性的。而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有限，业余学习的学员还要受到工作、家务等牵累，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大学的几年学习，对学生来讲还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理论，而要独立地研究和分析一些大问题，还显得理论准备不足。再加上缺乏写作经验，对大量的材料的处理也往往驾驭不了，容易造成材料堆积或过于散乱，写得一般化。选定小题目，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选个小题目，二是在大题目中选定小的论证角度。比如，有这样三个题目：《论妇女权益的保障》、《论妇女经济权益的保障》、《论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保障》，第一个题目显然太大，因为妇女权益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婚姻家庭权益，等等。一篇文章如果要涉及这么多的内容，是不容易写好的。第二个题目比起第一个来要小一些，但经济权益包含的内容仍较复杂，作为毕业论文写起来还嫌太大。第三个题目抓住了妇女经济权益中的财产继承权这一侧面，显得角度小，针对性强，容易深入研究。

当然题目大点好还是小点好，每个人情况不同，难以一概而论。有的理论素养好，情况了解多，写作水平较高，也可以写大一点的题目。但一般来说，题目还是小一点、具体一点为好。小题目容易驾驭，只要写得丰满深入，同样很有价值。此外，题目大小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界限。大题可以小作，小题也可以大作，这要根据作者的实际来加以确定。

毕业论文的题目要具体些小些，但也要注意不能把范围限得太小太具体，以致失去典型意义或使理论水平发挥不出来。如《××厂行政科岗位责任制刍议》，这样的题材写个意见书就足够了，如硬要写论文，意义也不大。

再次，选题还应注意千万不能随大流或者赶时笔，写自己并没有弄懂或没有条件研究的问题。如有的一鳞半爪地接触到一点国外的材料，收集到几个新名词、新概念，为了“求新”，为了一鸣谅人，就把别人的东西照搬过来，囫囵吞枣，东拼西凑，这样的论文当然是写不好的，选题时要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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